埃里克·莱曼（Erik E. Lehmann）：奥格斯堡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全职教授，兼任全球商业管理项目主任和学生事务院长。获得罗斯托克大学博士学位，及康斯坦茨大学的特许任教资格。 2004 年，莱曼加入（耶拿）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担任副主任。与贝加莫大学的西尔维奥·威斯马拉（Silvio Vismara）一同指导欧洲 CIS Alpino 比较研究所。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家庭和创业企业的公司治理、创新、公共政策、教育和创新体制、财务约束、区域与全球竞争之间的联系。
书籍摘录：
第九章 结论：与时俱进
若由本书得出结论，认为德国已无人企及———达到类似冷战结束时弗朗西斯·福山向世人宣称的“历史终结”的境界，那将是个误会。德国仍然摸不透一个秘密，即如何让自己摆脱各种烦琐的规矩以及经济周期性衰退。很不幸，在这点上所有国家都半斤八两，德国照样破解不了这道谜题。
然而，尽管七个秘密未必使德国免于经济放缓、低迷和全面衰退，却在众多邻国和发达合作伙伴迷途难返之际，为德国提供了全球动荡时期巨大的韧性。只消看看德国如何从“欧洲病夫”的状态奋起直追，飞速拉开与欧洲邻国的距离。欧盟在德法合作的基石上创建起来。几十年里两国并驾齐驱，肩扛欧洲的重任，激励着周围略显逊色的小邻居们。在柏林墙倒塌后德国陷入困顿的 15 年间，很多人一直怀疑这个“欧洲病夫”是否还能胜任与合作伙伴法国分挑重担的任务。
但是，这个羸病之国拨云见日。本书正是为了阐述德国扭转经济的始末缘由。实际上德国花了近十年时间，才与法国乃至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诸邻国，缓缓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明镜周刊》指出，目前是法国遭遇了“零增长，竞争力衰退、失业率攀升，财政赤字连年超过 GDP 的 3% ，触及欧盟规则允许的最大值。默克尔认为，法国已经和十年前的德国差不多：成了‘欧洲病夫’”。事实上很多人惊骇地表示：“全国上下已经痛苦地察觉德国把法国远远抛在身后。”据前经济部长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称，法国“恐怕会成为没有阳光的古巴第二”。
本书的重点并非想逮住哪个国家幸灾乐祸，而是强调德国已经在极短时间内，从“欧洲病夫”一跃成为生龙活虎的经济体，学会了如何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而不是抱着受害者的心态顾影自怜。
因此，我们揭露全球经济动荡下德国韧性背后隐藏的秘密，目的绝非指示德国如何最好地迈向未来。再怎么说，本书的写作前提都是：没有我们，德国也兀自春风得意。这部作品不是要指导德国人民和德国。相反，我们想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背景的人们提供洞识，了解在全球化时代保持经济韧性其实并非不可能，以及德国究竟是怎样产生了这种韧性。
一条重要经验是，财政紧缩与此风马牛不相及。笔者质疑视德国之“秘密”在于紧缩政策的泛滥描述。我们并未发现财政紧缩是全球动荡时期德国实现经济成功过程中的一个有效特征。贴上紧缩标签，就会只关注经济学家为描绘市场经济潜在经济力量而设计的伟大方程序的单一一端：需求侧。事实上，所有七个秘密都涉及方程的另一端：供给侧。它们大部分围绕着国家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的能力，探索如何使德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极富成效、创新和吸引力。
不论是劳动技能、人力资本，还是关键的知识创造与转让机构(比如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和马普学会)、牢固的功能性基础设施，以及推动城市繁荣、吸引各类人才队伍的文化设施投资，大多数秘诀都并非基于省吃俭用、紧缩预算，而是恰恰相反———基于支出与投入。但就像凯恩斯主义理论经济模型让人们相信的，不能只有支出和投资。德国的战略不仅系统、果断，而且主要从基本被遗忘的供给侧出发。
供给经济学最初由罗纳德·里根总统推广。不过，它没有被描述为提高经济体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而是被夸张地讽刺为“涓滴经济学”，奉行的唯一准则是减少税收，特别是社会最富裕群体的税收。由于美国人理解的供给经济学，乃“富人不会做更多工作，因为高税收会令他们挣得更少;穷人也不会做更多工作，因为他们从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和高额最低工资中赚到更多”，所以供给经济学大体说来已是名声扫地。美国关于爬出大衰退的激烈争论，自然紧扣如何最好地刺激经济。甚至“刺激”一词都带有凯恩斯主义或需求经济学的色彩，让人觉得或许就因为凯恩斯主义和里根变革的双重遗产，供给侧才始终成为经济和经济政策的盲点所在。
但问题仍然是：供给经济学并非只有涓滴理论，只聚焦税收激励影响工作意愿。我们对德国的调查研究，基本验证了供给侧对于经济的重要性。能够强化供给侧的开明政策和制度终将收获丰厚的回报。
德国某些政治领袖和政党是否尝试促成欧盟国家实行财政紧缩，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但似乎国际媒体盛行如上描述德国的做法。例如，法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蒙特布尔(Arnaud Montebourg)向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世界报》埋怨：“德国正困于财政紧缩陷阱，而该政策也影响了整个欧洲。”蒙特布尔要求法国政府放弃紧缩政策之后， 2014 年 8 月突然引发了法国内阁垮台。
《纽约时报》同样警告说：“眼看欧洲濒临新的经济困难，国家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开启空前模式，挑战欧洲大陆响应六年危机的指导原则：德国坚持用作健康发展前提的预算紧缩政策。法国加大步伐，与欧元区一些更大的经济体一起，公开反抗德国总理默克尔持续吁求的削减赤字应对增长放缓的做法。意大利也提醒不能严格遵循德国的首选方式。甚至连欧洲中央银行主席马里奥·德拉吉，都开始敦促德国放松银根。”
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德国非凡的经济成就并非财政紧缩的结果，而是因为采取了对付经济供给侧的重要战略。德国的做法不是让公共开支“这只巨兽饿死”。而是由各级政府依照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展开战略性投资。没有这些投资，很难说还会有秘密可供讨论。
人们到底应该从德国的七个秘密中学习什么？实际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第一种是字面解释，即大家会想到去克隆另一国家的某个特殊秘密。譬如，看到德国引以为豪的学徒制度，美国记者兰杰斯的第一反应就是字面上的解释：“坦白说，这个似乎太简单了。可以复制吗?”事实上，西班牙已经致力于模拟这个秘诀。不光是西班牙。在 2012 年的国情咨文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显然也思考了德国通过正式学徒计划加强工人培训的双元教育制度，在他列举的实例中，主人公是个工人，毕业于德国西门子公司与北卡罗来纳某社区学院主办的联合培训项目。
第二种较广义的解释阐明，重点不在复制德国行得通的秘密，而是找出某种类似的识别过程，然后培养具有国家特色的优势。这似乎表明，德国的学徒制度是德国的特色，美国等其他国家一定可以想到办法，借助适于本国的体制和政策进行培训和实践实习，从而提高劳动技能。然而，仅仅简单克隆某个国家的奏效做法(比如德国的学徒制度)，效果可能低于关注内在的基础功能，比如训练年轻人掌握关键的劳动技能。
秉持这种精神，德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商报》(Handelsblatt)很好奇“美国可以从这个国家真正学到什么”？ 2009 年带头救助美国汽车行业的华尔街金融业人士史蒂芬·拉特纳(Steven Rattner)称：“我们需要借鉴德国的模式。”
同样，通用电气总裁杰弗里·伊梅尔特认为：“我们要变得更像德国。”而最戳人心的，也许是奥巴马总统的疑惑：“为什么德国能如此成功玩转高工资的工业部门?”
曾经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则干脆问他的德国同行：“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却知道他们不做的事情。世人皆知，德国的经济手段并非让决策和结果完全取决于市场。相反，秩序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的理念规定：城市、地区、州以及整个国家，要主动实施维持
强劲经济表现的战略，或者我们说的地方战略管理。焦点不是等待全球市场以最低价格为消费者带来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而在确保地方能够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以保证强劲的经济表现和富裕———不仅要实现定义模糊的消费者的富裕，更要实现真正在特定地方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富裕。
发达世界的每个城市、地区、州和国家，都应该关切区域经济政策(或地方战略管理)的至关重要性。媒体乃至政策、商业领域的无数学者和思想领袖，都把欧洲面临的经济挑战描述为“欧元危机”，可见大家更重视症状，而非许多欧洲城市、地区甚至某些国家欠缺竞争力这一根本原因。欧洲有些地方在全球市场表现出巨大竞争力。这类竞争性区域包括：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巴斯克地区和哥本哈根，它们拥有持续低水平的失业率以及正的经济增长率。但同时，欧洲不少地方尤其是地中海国家，毫无竞争力可言。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创新程度从而增强地方竞争力的战略模式，必将与德国采用的方法不谋而合。
卡尔·马克思曾经颇具先见之明地暗示：有个幽灵一直在欧洲游荡。但他没有预知这个幽灵的确切本质。实际上，某种加剧的紧张正在分裂欧洲，不是国家层面的分裂，而是逐渐拉大差距，使具备竞争力的地方与竞争力微弱的地方日益分离。
譬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地区。巴塞罗那大学经济学教授玛丽亚·卡伦(Maria Calleon)认真研究并解释了这种竞争力的由来，并仔细分析巴塞罗那地区和省份进行的关键战略投资。当前呼吁自治的运动，很大程度归因于加泰罗尼亚和该国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的竞争力差异。特别地，加泰罗尼亚设计了一项基于知识型创业的战略措施，以期在全球经济中产生竞争力和强大的经济效益。追求自治权反映了这样一种意识：由于必须资助一些竞争力低的邻近省份，加泰罗尼亚正在以稀释自身竞争力为代价修正当地推行的战略。
类似地，意大利南部正普遍匮乏竞争力、苦苦挣扎于经济困局，北方省份(尤其是伦巴第地区)却展露高水平的竞争力，一再激起自立诉求。解决方案貌似与弱竞争力地区实施紧缩政策关系不大，而更多在于各个地区依循德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做法，执行一套战略方针。
任何观察人类事务的人肯定知道，曝光秘密只会导致秘密层出不穷。本书也不例外。提出、介绍并解释德国的七个秘密之后，我们发现了更多秘密。一如伟大古典作曲家贝多芬的心得体会：“不要只是练习艺术，要用心去感受它的奥秘;艺术是值得这样做的，因为它和知识可以提高人的神性。”
要想理解我们披露的七大秘密，就必须了解另一个秘密：它们各自仅靠自己是不够的，可一旦结合起来，就会变得极其强效。例如第七章《德国制造》，阐明制造业促使德国形成经济韧性。然而，制造业的成功，离不开第二章《小即是美》中着重探讨的德国中小企业的关键作用。正如该章清晰阐释的，尽管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大量中小企业，但是德国的中小企业存在质的区别，它们蕴含更高水平的质量、生产力和创新活动，使至少部分公司的产品能够在全球利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为大公司提供特殊投入，进而推动了它们的制造业生产力和竞争优势。
但是，倘若不是像第三章《诗人与思想家》里描述的，通过学徒制度培训高技能工人，以及结合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等机构催生关键技术创新、提供从基础研究到创新活动的知识溢出渠道从而驱动商业产品发展，德国的中小企业也不会如此高效。另外正如第五章的剖析，德国过硬的基础设施不失为重要的资源，帮助增强了制造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同样，如果缺少第四章详述的地方根基、分散的各层治理与决策以及区域经济政策任务，德国的中小企业可能将难以继续立足传统的城镇和乡村，下一代的家族成员可能会失去全心全意为公司、社区奉献的兴趣。同时，像第四章另一个重点陈明的，没有了翅膀，没有了向境外寻找和创造机会的意向，德国中小企业乃至整个制造领域，恐怕都无法取得辉煌成就。高绩效中小企业 Fischer 的 CEO 克劳斯·菲舍尔以行动证明，愿意并积极关注德国以外的发展机遇总会收获回报。当年国际竞争开始危及公司竞争力时，菲舍尔跑去日本，花了足够时间会见业内同行，才终于悟出准时化生产的“看板”(Kanban)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
可见，所有的秘密彼此交织、紧密相连，因而象征德国经济成功与韧性的，不是表现卓越的个人超级巨星，而是高度合作的团队，就像各种乐器组合在一起演奏出世界水平的交响曲。德国国家足球队如何赢得 2014 年世界杯？他们并非依赖一两个摄人心魄的巨星，他们靠的是良好协调的组织纪律和精心设计的团队合作。
所以，德国在这七个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调和，而不是任何孤立的单一方面，才真正令人难忘。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国家研究委员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政策董事会前主席查尔斯·维斯那，没有忽视这种丰富的交互作用。关于“这对美国有什么启示”的问题，他的答案极具洞察力：“第一条经验或许是，德国公司都不是‘小鬼当家’。它们有密集的机构网络支持，利于进行渐进式改良从而带来长久的商业成功。第二条经验是，德国将此立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使命，就像美国眼中的国防建设。它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专注的努力、雄厚的资金和领导有方的机构，并充分意识到这些都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关键投资。”
还应该记住的是，这些秘密大多反映一种久已根植于德国社会和经济的做法，绝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东西。根深蒂固的秘密与近期的经济复苏相互交错，形成一个悖论：这些导致德国沦为“欧洲病夫”的盘枝错节的秘密，又是怎样促使它获得了当今享誉盛名的经济成功与韧性?
答案与这些秘密如何被重新调整以满足当今时代的经济挑战不无关系。概括来讲，主要是政策和制度得到了更改、修正、变革及调整。比如大卫首次获得居留许可(Aufenthaltserlaubnis)时，里边明确禁止他自主创业、自由打工。而最近，决策者幡然醒悟自己阻挠了重要外国高人力资本科技人才的创业，于是立即改变了这项政策。
同样，一度严格死板的工作时间被大大放松，如今兼职工、临时工等比比皆是。曾经顽固坚持自己官方母语的国家，现已广泛接受使用英语作为从高校到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沟通桥梁，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轨以捕捉重要的机会。正如我们第六章里提到的，很少有人把灵活性同德国联系起来。然而在应对全球化新时代带来的挑战中，德国表现出超群的灵活性。那些秘密的确蒂固根深，可是它们已被更改、修正和调整，创造并烘托出德国新的时代精神：欣然拥抱全球化营造的契机，而不是畏首畏尾，甘让国家沦于受害者身份。
因此，通过修改、变革以及调整每一个秘密和它们的互动方式，德国已然能够一面忠于自身的根源和基本价值观，一面坚持其运作社会和经济的根本途径，恰如它张开翅膀，握住了当代全球化经济呈现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总而言之，七大秘密将我们这个时代正确的时代精神赋予德国。就像法国伟大的小说家阿尔方斯·卡尔一个多世纪前评论的：“世间万物，变化得越多，保留得也越多。”
题图来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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