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克哈特市（Elkhart）位于印第安纳州与密歇根州的边界，人口刚刚超过5万。该市处于两河交汇之地，圣约瑟夫河（St Joseph）与埃尔克哈特河流在这里碰头，一条大街紧邻埃尔克哈特河，街上坐落着些许小商铺。城市是无特定形状的、绿树成荫的郊区，而分散在郊区的是美国最大的房车（RVs）生产商的工厂，成排制造完成的旅行房车放置于工厂搭建的巨型棚屋之外。
现代房车的设计令人印象深刻，皮革装饰的“陆地游艇”配有平面屏电视和燃气壁炉，非常适合环美自驾游玩。制造房车是最具经济周期性的业务之一。尽管住房和汽车等高价物品的销售量会随着商业周期不可避免地增加或减少，但是房车更容易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只有汽车和住房升级后，消费者才会考虑移动的家。当金融恐惧蔓延时，房车生产商面临着艰难的时期。
在埃尔克哈特市，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在从事旅行房车相关的工作。2007到2008年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跌到20世纪30年代后的最低谷，当时工厂的就业率下降了大约50%。失业率几乎增加了五倍，高达20%。城镇的收入和人口数量下降。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的就职演讲后优先考察了埃尔克哈特市，这一举措充分彰显了奥巴马政权所面临的巨大经济挑战。
随后这个城市逐渐远离经济崩溃的边缘，到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这个城市的失业率下降了50%以上。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结束，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的交替时期，这一比率再次下降了50%以上。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人开始花钱购买一些奢侈品，失业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仅有2%。该地区公司的就业岗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好时光又回来了。
但是好时光能持续多久？总有一天，吹绿嫩芽的经济复苏之潮会彻底转向，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衰退，让全世界都措手不及。很难说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美国经济周期报告表明萧条既有可能在经济复苏潮中开始孕育，也有可能接踵而至。实际上，美国没有超过一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记录。然而其它许多国家都有，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都在持续增长，记忆中这一增长持续了超过二十年。然而，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结束。
虽然对于全球经济衰退的构成实质没有确定的看法，但全球经济衰退通常表现为全球经济大幅下滑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下降。大致说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经历了四次衰退：分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1990年代初期，2001年，以及2007-08年的危机。
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出现GDP增速放缓，贸易增长急剧下降以及金融业紧缩等情况。根据哈佛大学的金融行为与稳定研究项目，在1800年至2016年间，平均每年有四个国家遭遇银行业危机。从1945年到1975年，当全球金融体系受到严格控制时，好几年完全没有遇到银行危机。然而，自1975年以来，平均有13个国家每年会遭遇一次银行危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放松对国民银行体系的管制和解除对全球资本流动的限制开启了经济兴衰无常的新时代。然而，自2009年后对资本流动实施的重新监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面提及的场景。突出的跨境金融债权的当前价值为30万亿美元（并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一数值低于2008年35万亿美元的峰值，但是远高于1998年9万亿美元的水平。
尽管时间不是经济繁荣的衰减原因，但是其中会有许多潜伏的危险。比如，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正在缓慢、但毫无疑问地变得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发展。事实确实如此，美国最近才通过了预算紧缩的税制改革，这有望扩大其赤字，从而促进美国的消费。其余大多数富裕国家的政府借贷持平。在大多数新兴世界中，预计未来几年赤字将会缩小。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控制其经济的信贷依赖，并取得一些成功。
中央银行就是影响经济长期繁荣的无情刽子手，它影响着货币政策的不断变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自2015年底以来一直在逐渐提高其基准利率。英格兰银行于2017年开始效仿美联储，预计未来几年将继续缓慢加息。欧洲央行（ECB）将在12月终止其刺激性的债券购买举措，且可能在2019年底开始提高其基准利率。
国际金融环境虽然仍相当宽松，但最近却有所吃紧。大多数央行对经济的疲软不那么关心，而更关心通胀问题。如果央行反应过度，全球经济可能会比预期放缓更多。
尤其是美联储，正踏上艰难之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周期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联系仍然不够紧密，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欧亨尼奥·切鲁蒂（Eugenio Cerutti）、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斯泰恩·克莱斯森（Stijn Claessens）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e）认为，全球金融因素只能解释不超过四分之一资本跨境流动的问题。
但是其他经济学家不同意这一看法。伦敦商学院的海琳·雷伊（Hélène Rey）将全球金融周期与全球经济波动的风险偏好联系起来，而风险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的立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奥斯卡·霍尔达（sscar Jordà）和艾伦·泰勒（Alan Taylor）及其同事发现，在一个多世纪以来，股票价格等跨境金融变量的波动是最为一致的。
美国货币政策随着全球市场转变。为了解决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疲软复苏，美联储主要是通过量化宽松（QE），即印钞购买政府债券资产的举措努力促进美国消费。世界各地已经感受到了这项政策的效果; 由于美联储购买资产压低了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投资者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收益。因此，资金流进了新兴世界。以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公司的债务大致翻了两番，除了银行企业。中国企业现在拥有大约4500亿美元的债务，而2009年几乎没有。
一个更强硬的美联储意味着会给这些借款人带来麻烦。自2014年以来，由于美国经济走强和利率上升，美元在贸易加权基础上上涨了近25％。对于那些拥有本币货币和美元债务的人来说，美元越贵越困难。
因此，借款人缩减开支，紧缩信贷。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的问题增加了人们对避险货币的兴趣。因此而引发的趋势增加了其他新兴市场的负担，可能会引发蔓延性的循环。新兴世界目前可能避免连续的金融危机，但其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占全球增长的更多）将面临艰难的调整，这也将对发达经济体构成压力。
正如这篇报道所要阐释的，发达国家难以应对这样的压力。过去，应对短暂的经济危机较为简单，即央行将降低短期利率直到情况好转。但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大央行将会将利率降至零，而紧随其后的经济恢复使得发达国家央行寸步难行。
尽管在危机后利率提升最多的美联储，也将在进入下一次经济危机后，保有极小缩减利率的空间。在经济衰退期，各大央行可能会采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使用的急救措施，例如量化宽松政策。但此类措施从政治层面将难以被采纳，并且难以确保其刺激经济的成效。
财政刺激能恢复停滞的经济，但调动政府预算以帮助经济的恢复，将是困难之举。纵观发达国家，从2007年开始，平均政府负债额已超GDP的百分之百，增长率超30%。而新兴市场负债增长率同样在上升，平均增长率从占GDP的约35%到超50%。
在过去的金融危机中，为大规模财政刺激而制定的计划在政治层面难以实行，而这种情况在下次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将更为艰难。在欧洲，债务危机将政府逼入命悬一线的境地，而此刻任何有关借贷的讨论都将可能成为成为关于欧共体债务危机的政治摊牌。
最后，政治可能会成为应对新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最大绊脚石。十年前，当瓦解的金融制度成为薄弱环节时，从各国央行间的亲密合作到G20这个危机对话机制，政府间合作为避免更大危机的产生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现在的世界经济与以往不同。作为全球经济系统的关键的美国经济，如今由特朗普掌控。而英国可能会以混乱的方式脱欧，欧洲其他各国的政治环境也早已乌云密布。
大多发达国家如今出现了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党派，期待着在出现新一轮经济危机的迹象时使经济资本化。许多新兴市场也出现了经济衰退。民族主义和铁腕政策受到追捧。中国由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这不经令人担忧而由特朗普引发的贸易战，公开地破坏了中美关系。
2007年的金融市场孕育了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政府能够动用货币、财政及外交资源阻止危机破坏全球经济。可如今经济多米诺效应通常发生得猝不及防，在很多方面，如今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要令人更为生畏。下一次经济危机可能发生起来要更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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