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2月27日社论】2018年是中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一年。撑起了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这一年所遇到的“变与忧”因素格外凸显，长期以来背负的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前所未有地沉重。
这一年，民营企业家经历了多个“至暗时刻”。比如，熊市阴影之下，上半年开始发酵的股权质押平仓风波，导致多家上市民企易主、股价闪崩，不仅重挫资本市场信心，加剧金融风险，也使民企资金链紧张的局面无限放大。再比如，9月份有人抛出了“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了社会大讨论，一度给民营企业家、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困扰和焦虑。
尘归尘，土归土，“至暗时刻”已经淡去。从地方政府的驰援行动，到最高层的定调“三个没有变、一个不能变”，都反驳了民营经济离场论的荒谬，强化了民营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17位民营企业家荣列“改革先锋百人名单”，所释放的信号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和崛起史、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和壮大史。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上，“贡献了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新，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的民营经济必定不会离场，毫无疑问已是国家共识，但是，民营经济深陷困局、亟待突围，却也是十分紧迫棘手的现实。
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困局，是多种内外因素相互叠加、新老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
国际上保护主义抬头，美中贸易争端胶着，全球供应链洗牌效应加剧，出口型民企景气受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背景下，去产能、去金融杠杆等政策效应下，民企生存空间缩小、转型困难，银行更加惜贷甚至断贷；环保、社保、质量、安全等历史欠账较大的方面监管加强，民企负担骤然加重；经济好的时期，一些民企激进经营、大肆扩张，却也积累了同等的债务风险，经济下行压力大时一触即发。
就像一个错综缠绕的毛线球，民营经济困局之解，需要中国方方面面综合施策：
短期方面，大规模注入国资“拆弹”股权质押风险，推出配套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向民企放贷，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长期方面，倡建“亲清”政商关系为企业排忧解难，创建智库为民企转型出谋划策，减税减负为企业降低成本；市场建设方面，全面推出负面清单制度，融化“看到政策，无法享受；看到空间，无法进入；看到机会，无法把握”这样的市场冰山，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建设方面，明确提出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张文山、牟其中等民营企业家案件的重审重判释放了积极信号。
然而，综合施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可能伴生新问题。比如，通过注入国资为民企增加信用资质的做法，被有些人误解为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引发民营资本被吞噬的忧虑，民资并入国资后的活力削弱问题也遭到评判；在“救民企”的政治正确下，不加甄别地滥用救援举措，以行政导向而非市场导向，“救活”债务大业绩差的民企，对参与各方意义何在？这既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间国资与民资长期博弈竞合的根本性矛盾，也拷问了行政手段与市场取向平衡问题。
除了国家层面的“有为”，民营经济困局之解，同样离不开企业家自身之变。中国逐步进入更讲规则讲规划的时代，“富贵险中求”的野蛮生长时代一去不复返，豪赌心态、投机心理已不合时宜；“不转型等死、转型怕转死”没有出路，既要丢掉依靠旧有模式延续企业的幻想，也要找回当年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的企业家精神，开拓出转型新路。
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社交、物流、信息服务等新经济领域，民营经济正开拓出新的格局，但伴随着创新的风险也多次敲响了警钟；传统行业的民营企业家们，则面临着如何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契机“突变”的命题。中国民营经济如何“整装再出发”，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的质地与活力。（年终社论之中国经济篇）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