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教授新著《大金融论纲》（上）
徐以升
[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危机之后中国明确的金融体系发展总原则。这一总原则需要明确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更明确地提出“大金融战略” ]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2008年危机前的全球实践走在了经济金融理论的前面，但在危机至今5年之后，在集体量化宽松、财政货币化等实践面前，理论的前进似乎仍然滞后。人们需要一本力作，来熟悉金融与经济究竟应遵循怎样的发展规模。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教授新出版的《大金融论纲》，即是这样一部求索之作。
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在危机前是一个问题，在危机之后仍然是一个问题。《大金融论纲》一书所构建的“大金融”理论体系，对此全球命题进行了系统回应。
全书开篇部分即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三点基本启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体系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经常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总体来看这场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集成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为什么经济学家没能预测金融危机？
《大金融论纲》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破、立。本书认为2008年危机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严重低估了金融因素的影响。
该书强调，一般均衡理论通过构建一个无摩擦的完美市场，彻底排除了金融体系存在的价值的作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虽然认为金融因素是导致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但却把分析重点放在投资者信心方面，凯恩斯的后继者们强调了“流动性偏好”，但分析的重点仍然是货币，而不是信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但在金融因素的处理上，这些经济理论通常只强调货币的作用，而不考虑金融体系尤其是金融中介的影响。即便在货币问题的处理上，这些模型仍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弱化过程。理性预期学派强调“预期货币中性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不仅在长期是中性的，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即货币是“超中性”的。货币超中性理论标志着包括货币在内的所有金融因素，最终淡出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最终无论是经济学中的理论建模，还是经验计量分析，金融因素（变量）都逐渐在主流学者的视野中消失。
费雪、明斯基、伯南克等学者都重视金融的影响和作用。但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金融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都未能明确地纳入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
陈雨露在书中称，只要主流经济学继续将金融因素仅仅视为经济运行的一种“摩擦”，而不是经济运行动态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么，与此相关的货币金融理论就将继续依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内，顶多只是对其进行修修补补而已。
新共识：纳入金融体系重建宏观经济理论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即使那些最恪守主流传统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大金融论纲》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是对该问题的系统回答。
陈雨露在书中称，本轮危机所引发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领域的大规模集体反思，正引领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走向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即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在纳入内生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予以系统重建。
以此为框架，陈雨露提出了“大金融”概念。“大金融”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学理论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集成；二是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理念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三是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发展强调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
从大金融的基本内涵出发，结合金融体系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核心功能，《大金融论纲》认为，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通过构建充满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而通过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梳理，《大金融论纲》得出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的三个核心因素：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效率性决定金融体系的活力，稳定性决定金融体系的弹性，危机控制能力决定金融体系的张力，共同构成现代金融体系竞争力的三大支柱。
避免耗损型、依附性和泡沫化金融
国际清算银行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基于1980~2009年间50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分析认为，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金融体系的持续扩张确实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但存在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由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其他部门对稀缺资源存在着竞争关系，金融的过度扩张反而可能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利，导致生产力的低增长。
根据大金融命题，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金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大金融论纲》提出了三种具有典型不可持续性特征的金融模式：耗损型金融、依附性金融、泡沫化金融。
所谓耗损型金融，是指金融资本主要不是用于实体经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而是被浪费在过度的政府购买和消费上。所谓依附性金融，是指金融的发展缺乏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要么被动地依附于产业结构，要么在政府的政策性保护下生存，这种模式往往使得金融发展形成对产业资本和政府干预的过度依赖。所谓泡沫化金融，是指经济的过度金融化，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而导致的失控性金融膨胀。
2008年此轮危机，美国的金融发展属于典型的泡沫化金融，日本的金融体系一直具有依附性特征。根据“大金融”框架，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则要避免这种依附性和泡沫化倾向。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危机之后中国明确的金融体系发展总原则。这一总原则需要明确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更明确地提出“大金融战略”，以总体设计未来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第六章《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一个“大金融”框架》，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
——读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教授新著《大金融论纲》（上）
徐以升
[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危机之后中国明确的金融体系发展总原则。这一总原则需要明确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更明确地提出“大金融战略” ]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2008年危机前的全球实践走在了经济金融理论的前面，但在危机至今5年之后，在集体量化宽松、财政货币化等实践面前，理论的前进似乎仍然滞后。人们需要一本力作，来熟悉金融与经济究竟应遵循怎样的发展规模。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教授新出版的《大金融论纲》，即是这样一部求索之作。
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在危机前是一个问题，在危机之后仍然是一个问题。《大金融论纲》一书所构建的“大金融”理论体系，对此全球命题进行了系统回应。
全书开篇部分即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三点基本启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体系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经常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总体来看这场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集成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为什么经济学家没能预测金融危机？
《大金融论纲》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破、立。本书认为2008年危机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严重低估了金融因素的影响。
该书强调，一般均衡理论通过构建一个无摩擦的完美市场，彻底排除了金融体系存在的价值的作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虽然认为金融因素是导致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但却把分析重点放在投资者信心方面，凯恩斯的后继者们强调了“流动性偏好”，但分析的重点仍然是货币，而不是信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但在金融因素的处理上，这些经济理论通常只强调货币的作用，而不考虑金融体系尤其是金融中介的影响。即便在货币问题的处理上，这些模型仍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弱化过程。理性预期学派强调“预期货币中性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不仅在长期是中性的，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即货币是“超中性”的。货币超中性理论标志着包括货币在内的所有金融因素，最终淡出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最终无论是经济学中的理论建模，还是经验计量分析，金融因素（变量）都逐渐在主流学者的视野中消失。
费雪、明斯基、伯南克等学者都重视金融的影响和作用。但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金融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都未能明确地纳入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
陈雨露在书中称，只要主流经济学继续将金融因素仅仅视为经济运行的一种“摩擦”，而不是经济运行动态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么，与此相关的货币金融理论就将继续依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内，顶多只是对其进行修修补补而已。
新共识：纳入金融体系重建宏观经济理论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即使那些最恪守主流传统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大金融论纲》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是对该问题的系统回答。
陈雨露在书中称，本轮危机所引发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领域的大规模集体反思，正引领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走向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即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在纳入内生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予以系统重建。
以此为框架，陈雨露提出了“大金融”概念。“大金融”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学理论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集成；二是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理念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三是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发展强调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
从大金融的基本内涵出发，结合金融体系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核心功能，《大金融论纲》认为，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通过构建充满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而通过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梳理，《大金融论纲》得出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的三个核心因素：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效率性决定金融体系的活力，稳定性决定金融体系的弹性，危机控制能力决定金融体系的张力，共同构成现代金融体系竞争力的三大支柱。
避免耗损型、依附性和泡沫化金融
国际清算银行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基于1980~2009年间50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分析认为，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金融体系的持续扩张确实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但存在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由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其他部门对稀缺资源存在着竞争关系，金融的过度扩张反而可能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利，导致生产力的低增长。
根据大金融命题，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金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大金融论纲》提出了三种具有典型不可持续性特征的金融模式：耗损型金融、依附性金融、泡沫化金融。
所谓耗损型金融，是指金融资本主要不是用于实体经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而是被浪费在过度的政府购买和消费上。所谓依附性金融，是指金融的发展缺乏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要么被动地依附于产业结构，要么在政府的政策性保护下生存，这种模式往往使得金融发展形成对产业资本和政府干预的过度依赖。所谓泡沫化金融，是指经济的过度金融化，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而导致的失控性金融膨胀。
2008年此轮危机，美国的金融发展属于典型的泡沫化金融，日本的金融体系一直具有依附性特征。根据“大金融”框架，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则要避免这种依附性和泡沫化倾向。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危机之后中国明确的金融体系发展总原则。这一总原则需要明确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更明确地提出“大金融战略”，以总体设计未来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第六章《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一个“大金融”框架》，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