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左右”引发部分海外舆论担忧，但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增速的这种“七”上“八”下“一点也不可怕”，而且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是好事。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知名经济专家谭亚玲9日表示：“虽然GDP增速下来了，但是总量和人均GDP都上去了。”
自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2年第二季度增速跌破8%后一直在8%以下徘徊，2014年全年增长7.4%，增长进入了“新常态”。
谭亚玲认为，判断经济发展不应仅看发展速度一个指标。
中国经济在总量和人均GDP上都在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最终核实数据，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1.9万亿元，而2014年经济总量超63万亿元。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100美元，而2014年已达7485美元。
她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世界不均等的话，风险将加大，过快的增长会带来一些泡沫和隐患。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屏障是怎么使自己的发展变成一个质量型、技术型的发展。”
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谭亚玲表示传统产业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缺乏制造业品牌。制造业大国如果能转变成制造业品牌将激发更大发展潜力。”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经济学者林毅夫日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专题”讲座中也认为：“中国从2008年起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但是，林毅夫表示这个表述不能“断章取义”甚至“断字取义”－－不能漏掉“潜力”字眼，也不宜忽略“2008年起”。
他说，未来增长的决定因素在于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资本要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制度的完善。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仍然丰富。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工程和城市化等方面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仍然很多。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资源相对丰富。政府的财政状况好，包括地方投资平台在内的政府负债只占GDP的40%，外资储备多，且中国民间的储蓄高。
为了例证中国的后发优势，林毅夫拿一组数据做了对比。据他研究，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上述东亚经济体在那个发展水平上分别维持了20年年均9.2%，8.6%，8.3%和7.6%的增长速度。
林毅夫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的模式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相同。“中国从2008年起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这个潜力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如果能有效地挖掘出来，他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至少达到美国的50%，而由于中国人口大致是美国的四倍，届时，中国经济规模可为美国的两倍。
他说，中国的改革发展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发展的预测一再错误，“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等论调一再破产的原因。
中国调低增长预期是为了更好的增长质量。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经济增长预期7%左右，考虑了需要和可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以这样的速度保持较长时间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就会更加雄厚。”
林毅夫同时表示，“潜力”并不意味着实际增长。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挑战。
据他判断，外部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有可能陷入迷失的10年甚至20年，中国在发展中还会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以及国际治理的重构。
内部可能阻挠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有腐败、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挑战，此外，教育、技术和创新能力以及法律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中国将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左右”引发部分海外舆论担忧，但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增速的这种“七”上“八”下“一点也不可怕”，而且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是好事。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知名经济专家谭亚玲9日表示：“虽然GDP增速下来了，但是总量和人均GDP都上去了。”
自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2年第二季度增速跌破8%后一直在8%以下徘徊，2014年全年增长7.4%，增长进入了“新常态”。
谭亚玲认为，判断经济发展不应仅看发展速度一个指标。
中国经济在总量和人均GDP上都在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最终核实数据，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1.9万亿元，而2014年经济总量超63万亿元。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100美元，而2014年已达7485美元。
她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世界不均等的话，风险将加大，过快的增长会带来一些泡沫和隐患。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屏障是怎么使自己的发展变成一个质量型、技术型的发展。”
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谭亚玲表示传统产业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缺乏制造业品牌。制造业大国如果能转变成制造业品牌将激发更大发展潜力。”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经济学者林毅夫日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专题”讲座中也认为：“中国从2008年起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但是，林毅夫表示这个表述不能“断章取义”甚至“断字取义”－－不能漏掉“潜力”字眼，也不宜忽略“2008年起”。
他说，未来增长的决定因素在于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资本要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制度的完善。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仍然丰富。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工程和城市化等方面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仍然很多。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资源相对丰富。政府的财政状况好，包括地方投资平台在内的政府负债只占GDP的40%，外资储备多，且中国民间的储蓄高。
为了例证中国的后发优势，林毅夫拿一组数据做了对比。据他研究，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上述东亚经济体在那个发展水平上分别维持了20年年均9.2%，8.6%，8.3%和7.6%的增长速度。
林毅夫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的模式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相同。“中国从2008年起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这个潜力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如果能有效地挖掘出来，他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至少达到美国的50%，而由于中国人口大致是美国的四倍，届时，中国经济规模可为美国的两倍。
他说，中国的改革发展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发展的预测一再错误，“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等论调一再破产的原因。
中国调低增长预期是为了更好的增长质量。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经济增长预期7%左右，考虑了需要和可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以这样的速度保持较长时间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就会更加雄厚。”
林毅夫同时表示，“潜力”并不意味着实际增长。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挑战。
据他判断，外部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有可能陷入迷失的10年甚至20年，中国在发展中还会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以及国际治理的重构。
内部可能阻挠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有腐败、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挑战，此外，教育、技术和创新能力以及法律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