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
钱颖一：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如何看？三个原因让我们感到有心理压力：对比30多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增长，7.4%低于年初制定的7.5%目标；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增长率7.5%，超过我国的7.3%。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我认为，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大致有三类原因：
钱颖一：第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经济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对应中的潜在增长率，而高收入经济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定量下降数字则需要科学、细致的研究。
钱颖一：第二，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过去这些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度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
钱颖一：第三，激励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还要靠激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强劲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市场的扭曲以及伴随的腐败，效率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创建，我们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间状态：就是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
钱颖一：如何办？先说不应该如何办。第一，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但是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第二，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采取去杠杆的结构调整，才有了经济回升。当前欧洲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必须有结构调整，才能最终见效。我们也一样。
钱颖一：应该如何办？我提三条建议。 第一，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当人生病时，除了吃药外，人的自我调节，包括改变生活方式的本领是很强的。经济调整也是如此。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调整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要浪费这个调整的机会。
钱颖一：第二，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当今技术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降低了进入门槛，又可满足个性化需求，非常有利于福斯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9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
钱颖一：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如何看？三个原因让我们感到有心理压力：对比30多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增长，7.4%低于年初制定的7.5%目标；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增长率7.5%，超过我国的7.3%。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我认为，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大致有三类原因：
钱颖一：第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经济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对应中的潜在增长率，而高收入经济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定量下降数字则需要科学、细致的研究。
钱颖一：第二，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过去这些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度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
钱颖一：第三，激励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还要靠激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强劲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市场的扭曲以及伴随的腐败，效率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创建，我们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间状态：就是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
钱颖一：如何办？先说不应该如何办。第一，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但是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第二，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采取去杠杆的结构调整，才有了经济回升。当前欧洲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必须有结构调整，才能最终见效。我们也一样。
钱颖一：应该如何办？我提三条建议。 第一，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当人生病时，除了吃药外，人的自我调节，包括改变生活方式的本领是很强的。经济调整也是如此。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调整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要浪费这个调整的机会。
钱颖一：第二，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当今技术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降低了进入门槛，又可满足个性化需求，非常有利于福斯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