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正在从高速度增长不断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不断接续转换，短期经济运行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和不稳定，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它将出现十大趋势性变化，这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未来前景。
一、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从2014年至2018年间，按照需求支出法计算，在固定资本形成、最终消费支出和货物服务净出口这3大需求增长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
而且，对某几种消费品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虽然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整个最终消费增长（含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
二、消费结构高级化：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2017年食品消费支出在城镇居民总支出中只占28%左右，在农村居民总支出中也只占32%左右，消费支出增长愈来愈转向别的消费领域。
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一直保持更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这些服务消费十分活跃。根据国家商务部信息，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2018年服务消费比重达到49.5%，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同时这也解释了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从国际上看，2018年美国服务消费占比达到68.9%，其他发达国家依次是日本59.4%，英国58%，法国54%，德国52%。中国占比49.5%，已经接近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
三、生产消费升级：生产投入品科技化、数据化
2018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同时，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消费。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组织和规划生产经营，有效进行判断和预测，而且在人工智能化制造中，它成为直接的投入要素。在许多领域的生产和经营中，它已经被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早在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过集体学习。2017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再次进行集体学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明确了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全球产生并存储的数据量急剧增加，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4万亿GB，中国产生的数据量将占全球数据总量的近20%。截至2017年，美国拥有全球44%的大型数据中心，中国大型数据中心数量仅次于美国。未来几年，随着一批大数据领域创新平台的建成，13个国家级大数据实验室将在不同领域各有所成，为大数据领域相关技术创新提供支撑和服务。
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并开辟了网络市场新领域
当前，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为基础的应用日益进入社会生产和交换，产生了数字媒体、电子商务、电子金融服务，出现了许多新产品、新行业、新业态，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的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高达22.58万亿元，居全球第二，占中国GDP比重为30.3%。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8》，截至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6亿，超过了全球人口的一半，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为7.53亿，2017年比上年增长8%，移动端数据使用同比增长162%。中国市场上，在线娱乐方式（长短视频和移动游戏）、新零售、移动支付等方面都取得进一步发展，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互联网巨头中心。
数字经济和网络市场新领域的开辟，对现代经济学和统计学形成了新的挑战，短期经济运行统计中提供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概念已经不能反映居民消费的全貌；数据投入要素也还未进入PPI价格指数统计；固定资本形成或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容纳网络领域的生产投资和生产工具的投资；网络市场的直接交换价值量和消费价值量也未能进入现行统计体系；现代经济学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概念已经容纳不了、覆盖不了新时代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总产出的创造。过分看重GDP的0.1个或0.2个百分点的增减，会使我们陷入观察经济形势的误区。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11月18日APEC会议上都强调，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字经济是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改变工业经济结构
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近年来，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和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传统经济动能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6.1%，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6.6个百分点。
同时，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11月，工信部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则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智能+”；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我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发动机。
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探索正形成4类典型应用模式。一是提高制造效率，二是优化生产工艺，三是优化供应链管理效率，四是提高售后运维价值。在技术应用深化的同时，资本投入耦合也日益加强。在技术突破和应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已走出实验室，加速向产业各个领域渗透，产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仅2018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融资规模就达到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同时，人工智能已在智能机器人、无人机、金融、医疗、安防、自动驾驶、搜索、教育等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其中，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等国内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
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从对衣食住行基本需求转变为更多地对公平、环境以及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需求。
在城市，发展不充分是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不优。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只能导致不足或不优，因此部分公共品供给也要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要让消费者有选择，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
例如：教育、医疗领域，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规范市场。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我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当然，部分公共品供给所形成的特殊产业应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它带有普惠性特征，但也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七、经济集聚在湾区和城市群中形成资源配置规模效应
中国经济将在粤港澳湾区、上海与长三角湾区、京津与渤海湾区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截至2016年，粤港澳湾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世界四大湾区中均居首位，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湾区。在华北，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将是区域经济集聚的标志。《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提出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之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等。雄安新区建设引起了国际关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说，建设新型城市“雄安新区”，是中国2017年作为“千年大计”提出的宏大计划，将建设使用新一代尖端技术的智能城市，到2022年将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新区将来的人口会超过200万人。估计总投资额为2万亿元人民币。
在一批中心城市建设的同时，围绕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将崛起，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的规模效应。
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塑造新分工、扩大新交换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在现在和未来，将发生颠覆性变化，发展的趋势将是：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物理化学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这不仅为各种劳动力要素提供了更广泛的就业空间，而且形成了更细化、更精巧的专业分工关系，城乡和区域交换关系的内容更多样、发展空间也更大。
同时，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为服务业的改造提升创造了新的基础和条件。
九、乡村振兴出现新契机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创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将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根据这个战略，首先农业必须成为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要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队伍。鼓励新型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建设，使之成为现代化高效率的商品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其次要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建设稳定的科技支撑体系；科研支撑和人才培养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解决资源要素瓶颈约束的重要途径，需要长期不断积累。第三，乡村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单纯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等方式介入。应赋予我国乡村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第四，做活中小城镇“新节点”。要创造“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今后应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第五，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乡村振兴，不是村村振兴。一些自然村落已出现青壮劳动力稀少、土地大面积抛荒的自然消亡现象，应顺其自然促其消亡，缩小行政村与自然村的比例，使土地资源、建设资金得到更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实行“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乡村。实施以“厕所革命”为标志的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宜居生活品质。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使这些乡村形成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并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的贸易战，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没有变，对外开放的步骤更坚实。中国应对挑战的基本战略是，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发展自己并战胜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已经设立了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更开放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并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同时为全国的深化改革探索新的路径，复制和推广新的经验，与世界各国汇聚新的利益共同点，这将成为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的新枢纽。
2018年中国稳居世界货物贸易第一、服务贸易第二的地位。从2013年开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已经突破千亿美元，2018年稳定在1200亿美元左右，海外投资存量达到19295亿美元左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外投资额第三大经济体，如果把中国香港计算在内，则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已经难以隔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企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脱钩，是痴心妄想。
从2013年开始，中国与有关国家共商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进展，2017年对沿线的57个国家实施新增投资，投资额达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2.7%，较上年增加近5个百分点。2018年，对沿线国家的新增非金融类投资达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进一步升至12.8%。截至2018年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回程率提高近20个百分点，到达境外15个国家49个城市；民航387条航线通达33个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持续强化，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沿线国家设立71家一级机构。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已经在7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创建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也不断深入，已与60多个沿线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确定了300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在沿线国家建设了17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85个。在深化合作中不断取得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共识，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虽然尚未达成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已与欧洲众多国家单独签署了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建设和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信息平台，降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合理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方向，推动优势产能向沿线国家转移，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投资布局，提高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质量，与东道国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正在从高速度增长不断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不断接续转换，短期经济运行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和不稳定，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它将出现十大趋势性变化，这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未来前景。
一、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从2014年至2018年间，按照需求支出法计算，在固定资本形成、最终消费支出和货物服务净出口这3大需求增长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
而且，对某几种消费品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虽然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整个最终消费增长（含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
二、消费结构高级化：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2017年食品消费支出在城镇居民总支出中只占28%左右，在农村居民总支出中也只占32%左右，消费支出增长愈来愈转向别的消费领域。
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一直保持更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这些服务消费十分活跃。根据国家商务部信息，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2018年服务消费比重达到49.5%，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同时这也解释了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从国际上看，2018年美国服务消费占比达到68.9%，其他发达国家依次是日本59.4%，英国58%，法国54%，德国52%。中国占比49.5%，已经接近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
三、生产消费升级：生产投入品科技化、数据化
2018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同时，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消费。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组织和规划生产经营，有效进行判断和预测，而且在人工智能化制造中，它成为直接的投入要素。在许多领域的生产和经营中，它已经被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早在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过集体学习。2017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再次进行集体学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明确了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全球产生并存储的数据量急剧增加，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4万亿GB，中国产生的数据量将占全球数据总量的近20%。截至2017年，美国拥有全球44%的大型数据中心，中国大型数据中心数量仅次于美国。未来几年，随着一批大数据领域创新平台的建成，13个国家级大数据实验室将在不同领域各有所成，为大数据领域相关技术创新提供支撑和服务。
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并开辟了网络市场新领域
当前，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为基础的应用日益进入社会生产和交换，产生了数字媒体、电子商务、电子金融服务，出现了许多新产品、新行业、新业态，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的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高达22.58万亿元，居全球第二，占中国GDP比重为30.3%。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8》，截至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6亿，超过了全球人口的一半，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为7.53亿，2017年比上年增长8%，移动端数据使用同比增长162%。中国市场上，在线娱乐方式（长短视频和移动游戏）、新零售、移动支付等方面都取得进一步发展，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互联网巨头中心。
数字经济和网络市场新领域的开辟，对现代经济学和统计学形成了新的挑战，短期经济运行统计中提供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概念已经不能反映居民消费的全貌；数据投入要素也还未进入PPI价格指数统计；固定资本形成或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容纳网络领域的生产投资和生产工具的投资；网络市场的直接交换价值量和消费价值量也未能进入现行统计体系；现代经济学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概念已经容纳不了、覆盖不了新时代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总产出的创造。过分看重GDP的0.1个或0.2个百分点的增减，会使我们陷入观察经济形势的误区。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11月18日APEC会议上都强调，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字经济是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改变工业经济结构
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近年来，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和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传统经济动能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6.1%，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6.6个百分点。
同时，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11月，工信部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则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智能+”；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我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发动机。
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探索正形成4类典型应用模式。一是提高制造效率，二是优化生产工艺，三是优化供应链管理效率，四是提高售后运维价值。在技术应用深化的同时，资本投入耦合也日益加强。在技术突破和应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已走出实验室，加速向产业各个领域渗透，产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仅2018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融资规模就达到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同时，人工智能已在智能机器人、无人机、金融、医疗、安防、自动驾驶、搜索、教育等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其中，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等国内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
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从对衣食住行基本需求转变为更多地对公平、环境以及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需求。
在城市，发展不充分是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不优。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只能导致不足或不优，因此部分公共品供给也要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要让消费者有选择，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
例如：教育、医疗领域，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规范市场。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我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当然，部分公共品供给所形成的特殊产业应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它带有普惠性特征，但也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七、经济集聚在湾区和城市群中形成资源配置规模效应
中国经济将在粤港澳湾区、上海与长三角湾区、京津与渤海湾区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截至2016年，粤港澳湾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世界四大湾区中均居首位，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湾区。在华北，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将是区域经济集聚的标志。《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提出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之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等。雄安新区建设引起了国际关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说，建设新型城市“雄安新区”，是中国2017年作为“千年大计”提出的宏大计划，将建设使用新一代尖端技术的智能城市，到2022年将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新区将来的人口会超过200万人。估计总投资额为2万亿元人民币。
在一批中心城市建设的同时，围绕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将崛起，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的规模效应。
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塑造新分工、扩大新交换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在现在和未来，将发生颠覆性变化，发展的趋势将是：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物理化学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这不仅为各种劳动力要素提供了更广泛的就业空间，而且形成了更细化、更精巧的专业分工关系，城乡和区域交换关系的内容更多样、发展空间也更大。
同时，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为服务业的改造提升创造了新的基础和条件。
九、乡村振兴出现新契机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创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将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根据这个战略，首先农业必须成为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要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队伍。鼓励新型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建设，使之成为现代化高效率的商品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其次要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建设稳定的科技支撑体系；科研支撑和人才培养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解决资源要素瓶颈约束的重要途径，需要长期不断积累。第三，乡村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单纯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等方式介入。应赋予我国乡村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第四，做活中小城镇“新节点”。要创造“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今后应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第五，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乡村振兴，不是村村振兴。一些自然村落已出现青壮劳动力稀少、土地大面积抛荒的自然消亡现象，应顺其自然促其消亡，缩小行政村与自然村的比例，使土地资源、建设资金得到更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实行“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乡村。实施以“厕所革命”为标志的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宜居生活品质。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使这些乡村形成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并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的贸易战，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没有变，对外开放的步骤更坚实。中国应对挑战的基本战略是，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发展自己并战胜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已经设立了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更开放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并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同时为全国的深化改革探索新的路径，复制和推广新的经验，与世界各国汇聚新的利益共同点，这将成为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的新枢纽。
2018年中国稳居世界货物贸易第一、服务贸易第二的地位。从2013年开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已经突破千亿美元，2018年稳定在1200亿美元左右，海外投资存量达到19295亿美元左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外投资额第三大经济体，如果把中国香港计算在内，则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已经难以隔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企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脱钩，是痴心妄想。
从2013年开始，中国与有关国家共商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进展，2017年对沿线的57个国家实施新增投资，投资额达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2.7%，较上年增加近5个百分点。2018年，对沿线国家的新增非金融类投资达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进一步升至12.8%。截至2018年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回程率提高近20个百分点，到达境外15个国家49个城市；民航387条航线通达33个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持续强化，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沿线国家设立71家一级机构。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已经在7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创建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也不断深入，已与60多个沿线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确定了300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在沿线国家建设了17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85个。在深化合作中不断取得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共识，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虽然尚未达成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已与欧洲众多国家单独签署了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建设和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信息平台，降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合理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方向，推动优势产能向沿线国家转移，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投资布局，提高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质量，与东道国实现互利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