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ews6月25日消息（记者 翟继茹）25日，阿里巴巴罗汉堂发布“最关乎人类未来的十大问题”。200多位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政界、企业界负责人在杭州“西湖论剑”，对其进行探讨。
针对“谁是平台经济的受益者，是所有参与者，还是少数平台公司？”这一问题，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这个问题，在阿里巴巴内部也在进行讨论。第一次技术革命产生了工厂，第二技术革命产生了公司，这一波数字技术革命产生了平台。平台是一家企业，但创造了很多就业，参与了很多社会事务，平台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理乍得·霍尔登则（Richard Holden）认为，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的协同方式和边界，让原本很多公司内部才能完成复杂的协同变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务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场协同来完成。这给小微企业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更高效的利用资源做专业化分工。
2018年6月，阿里巴巴倡议成立罗汉堂项目，并向全球顶尖学者发出邀请。罗汉堂项目将作为达摩院的配套研究平台，主要探索科技快速发展中伴生的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
以下为2019罗汉堂数字经济十问全文：
【我们是应该先控制风险，还是先迎接数字技术？】
观点：
罗汉堂《数字技术与普惠增长》：只有去尝试、努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数字技术唯一担忧的是担忧本身。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数字经济带来的福利还难以被准确衡量和估计，这会影响我们平衡数字经济风险和收益。现有对经济的衡量集中在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忽略了健康、生活便利等其他福利。数字经济的长期影响是深度多维的，需要一个更多维的框架衡量个人和社会福利。
【数字技术会扩大鸿沟，还是会让世界变平？】
观点：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增长速度上，还体现在边远、贫困群体与现有经济资源的结合速度上，这是令人震惊的普惠增长模式。
阿尔伯特·罗西（Alberto Rossi）美国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智能投顾能够帮助用户更稳健地配置资产，尤其是对投资经验少、现金持有比例高、频繁买卖的用户而言更是如此。智能投顾让投资更普惠。
【数据是谁的？谁是真正的受益者？】
观点：
让·梯若尔（Jean Tirole）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不遏制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的向前？我们想倒掉洗澡水，但别把宝宝也泼出去了。
《纽约时报》1877年：19世纪末，当电话刚在美国推出和普及时，纽约时报曾刊登评论指出：“电话不仅会收录两端的声音，甚至会将其路线经过之处的声音都收录下来，因此当这千万的电话线从居民屋顶经过，所有秘密都将公之于众，惟有沉默才是安全”。这类关于电话的设想或许在现在看来不切实际，甚至可笑，但是在当时民众对电话技术并不够了解的时期，这类忧虑是有广泛共鸣的。
【数字技术会让更多的人失业，还是会让工作时间更短？】
观点：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并没有证据证明技术会带来失业率的提高。但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会促进就业的结构性转变。以1980年以来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
【谁是平台经济的受益者，是所有参与者，还是少数平台公司？】
观点：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字平台是对分散市场匹配技术的改进，它具有提高所有市场参与者效率的潜力。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互联网和平台经济能够有效打破制约成熟市场发展的阻碍。在中国，没有互联网，农民只能进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互联网让他们在家乡也可能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
理乍得·霍尔登（Richard Hold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的协同方式和边界，让原本很多公司内部才能完成复杂的协同变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务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场协同来完成。这给小微企业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更高效的利用资源做专业化分工。
理乍得·霍尔登（Richard Hold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大型平台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网络效应，这种竞争优势很难从无到有的创建，但是已有平台的地位也很脆弱。赢者无眠成为常态，平台必须时刻创新和更好的服务用户，才能保持竞争优势。
杰夫·帕克（Geoffrey Parker）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网络效应使公司的注意力聚焦点必须得从内部转移到公司外部，因为外面的世界更大，外边的用户更多，人力资源、创新体系、研发中心以及战略部门等都必须要将自己的关注点从企业内部转移到企业外部。
【治理机制要如何改变，才能适应数字时代？】
观点：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机制，也会改变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
【金融服务在越来越平民化的同时，会不会引发更多的风险？】
观点：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是一种新的抵押品。有了数字平台上收集的信息，小额借款人获得信贷不需要抵押品，因为贷款人比借款人更了解他的信誉。在这方面，平台模式更接近于西方信用卡的基础模式，同时因为它基于数字识别，并包含大量数据，所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也不容易被欺诈。
【数字时代全球化会走回头路吗？】
观点：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长范式能够启发其他国家，开发巨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带来巨大的增长机会。在此基础上我们不难想象，只需要一点点的国际合作，这种发展模式就能推广到全世界。各国小微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或将成为下一个增长发动机，这才是最最激动人心的事。
【人工智能该不该有道德观？】
观点：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说到底，机器并不是自己在学习，它们学的，都是人类输入的数据。是人类在告诉机器要学习什么。因此，我们人类在给机器提供数据的时候，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见。
【大算力和大数据，一定会让我们离真相更近吗？ 】
观点：
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数字经济时代，丰富的数据确实为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是实证分析本身的价值则非常有限。对于实际发生什么和可能发生什么，理论模型却能帮助我们做不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较。因此纯数据驱动具备一定的局限性，模型能让人们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做更好的决策。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大数据和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论的价值，它们的高速发展对处理信息的方法论提出更高要求。更优的信息估计技术，算法博弈论，多元时间序列算法和数据模拟技术等都可以在大数据时代散发光彩。
DoNews6月25日消息（记者 翟继茹）25日，阿里巴巴罗汉堂发布“最关乎人类未来的十大问题”。200多位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政界、企业界负责人在杭州“西湖论剑”，对其进行探讨。
针对“谁是平台经济的受益者，是所有参与者，还是少数平台公司？”这一问题，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这个问题，在阿里巴巴内部也在进行讨论。第一次技术革命产生了工厂，第二技术革命产生了公司，这一波数字技术革命产生了平台。平台是一家企业，但创造了很多就业，参与了很多社会事务，平台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理乍得·霍尔登则（Richard Holden）认为，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的协同方式和边界，让原本很多公司内部才能完成复杂的协同变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务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场协同来完成。这给小微企业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更高效的利用资源做专业化分工。
2018年6月，阿里巴巴倡议成立罗汉堂项目，并向全球顶尖学者发出邀请。罗汉堂项目将作为达摩院的配套研究平台，主要探索科技快速发展中伴生的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
以下为2019罗汉堂数字经济十问全文：
【我们是应该先控制风险，还是先迎接数字技术？】
观点：
罗汉堂《数字技术与普惠增长》：只有去尝试、努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数字技术唯一担忧的是担忧本身。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数字经济带来的福利还难以被准确衡量和估计，这会影响我们平衡数字经济风险和收益。现有对经济的衡量集中在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忽略了健康、生活便利等其他福利。数字经济的长期影响是深度多维的，需要一个更多维的框架衡量个人和社会福利。
【数字技术会扩大鸿沟，还是会让世界变平？】
观点：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增长速度上，还体现在边远、贫困群体与现有经济资源的结合速度上，这是令人震惊的普惠增长模式。
阿尔伯特·罗西（Alberto Rossi）美国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智能投顾能够帮助用户更稳健地配置资产，尤其是对投资经验少、现金持有比例高、频繁买卖的用户而言更是如此。智能投顾让投资更普惠。
【数据是谁的？谁是真正的受益者？】
观点：
让·梯若尔（Jean Tirole）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不遏制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的向前？我们想倒掉洗澡水，但别把宝宝也泼出去了。
《纽约时报》1877年：19世纪末，当电话刚在美国推出和普及时，纽约时报曾刊登评论指出：“电话不仅会收录两端的声音，甚至会将其路线经过之处的声音都收录下来，因此当这千万的电话线从居民屋顶经过，所有秘密都将公之于众，惟有沉默才是安全”。这类关于电话的设想或许在现在看来不切实际，甚至可笑，但是在当时民众对电话技术并不够了解的时期，这类忧虑是有广泛共鸣的。
【数字技术会让更多的人失业，还是会让工作时间更短？】
观点：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并没有证据证明技术会带来失业率的提高。但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会促进就业的结构性转变。以1980年以来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
【谁是平台经济的受益者，是所有参与者，还是少数平台公司？】
观点：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字平台是对分散市场匹配技术的改进，它具有提高所有市场参与者效率的潜力。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互联网和平台经济能够有效打破制约成熟市场发展的阻碍。在中国，没有互联网，农民只能进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互联网让他们在家乡也可能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
理乍得·霍尔登（Richard Hold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的协同方式和边界，让原本很多公司内部才能完成复杂的协同变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务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场协同来完成。这给小微企业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更高效的利用资源做专业化分工。
理乍得·霍尔登（Richard Hold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大型平台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网络效应，这种竞争优势很难从无到有的创建，但是已有平台的地位也很脆弱。赢者无眠成为常态，平台必须时刻创新和更好的服务用户，才能保持竞争优势。
杰夫·帕克（Geoffrey Parker）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网络效应使公司的注意力聚焦点必须得从内部转移到公司外部，因为外面的世界更大，外边的用户更多，人力资源、创新体系、研发中心以及战略部门等都必须要将自己的关注点从企业内部转移到企业外部。
【治理机制要如何改变，才能适应数字时代？】
观点：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机制，也会改变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
【金融服务在越来越平民化的同时，会不会引发更多的风险？】
观点：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是一种新的抵押品。有了数字平台上收集的信息，小额借款人获得信贷不需要抵押品，因为贷款人比借款人更了解他的信誉。在这方面，平台模式更接近于西方信用卡的基础模式，同时因为它基于数字识别，并包含大量数据，所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也不容易被欺诈。
【数字时代全球化会走回头路吗？】
观点：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长范式能够启发其他国家，开发巨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带来巨大的增长机会。在此基础上我们不难想象，只需要一点点的国际合作，这种发展模式就能推广到全世界。各国小微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或将成为下一个增长发动机，这才是最最激动人心的事。
【人工智能该不该有道德观？】
观点：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说到底，机器并不是自己在学习，它们学的，都是人类输入的数据。是人类在告诉机器要学习什么。因此，我们人类在给机器提供数据的时候，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见。
【大算力和大数据，一定会让我们离真相更近吗？ 】
观点：
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数字经济时代，丰富的数据确实为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是实证分析本身的价值则非常有限。对于实际发生什么和可能发生什么，理论模型却能帮助我们做不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较。因此纯数据驱动具备一定的局限性，模型能让人们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做更好的决策。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大数据和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论的价值，它们的高速发展对处理信息的方法论提出更高要求。更优的信息估计技术，算法博弈论，多元时间序列算法和数据模拟技术等都可以在大数据时代散发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