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周恩来发言指出：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指出：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想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二十九日，林伯渠离开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7年4月15日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将第四条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要实现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篇谈话的主要部分以《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前总统、南方委员会主席尼雷尔时，谈到南北关系问题说：目前世界上带全局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人类要发展，不解决南北问题不行。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只有在南方国家自己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对话才比较容易。

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一一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亚洲精神。他指出：亚洲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始终以不屈的意志和艰辛的奋斗开辟前进道路。亚洲人民勇于变革创新，不断开拓进取，探索和开辟顺应时代潮流、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亚洲人民既弘扬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又广泛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了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亚洲人民在掌握民族命运的斗争中曾经并肩战斗、风雨同舟。随着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亚洲人民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亚洲，要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分享发展机遇，共迎各种挑战；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倡导互利共赢，深化区域合作。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他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和分别交换意见及与各方磋商，中共代表团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至此，它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正式确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2006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继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我国新阶段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周恩来发言指出：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指出：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想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二十九日，林伯渠离开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7年4月15日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将第四条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要实现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篇谈话的主要部分以《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前总统、南方委员会主席尼雷尔时，谈到南北关系问题说：目前世界上带全局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人类要发展，不解决南北问题不行。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只有在南方国家自己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对话才比较容易。

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一一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亚洲精神。他指出：亚洲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始终以不屈的意志和艰辛的奋斗开辟前进道路。亚洲人民勇于变革创新，不断开拓进取，探索和开辟顺应时代潮流、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亚洲人民既弘扬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又广泛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了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亚洲人民在掌握民族命运的斗争中曾经并肩战斗、风雨同舟。随着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亚洲人民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亚洲，要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分享发展机遇，共迎各种挑战；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倡导互利共赢，深化区域合作。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他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和分别交换意见及与各方磋商，中共代表团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至此，它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正式确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2006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继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我国新阶段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