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最核心的贡献就在于他跳出了其它经济学家们专注于收入的研究，转而将注意力投向了更为广泛的幸福感的测量。
他的很多研究都与消费有关——比如衡量人们吃的食物、住房条件以及消费的服务。他是一个开拓型的先驱，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分析国内生产总值等整体经济总量的行为转向了对单个家庭行为的分析。
这也是第一个明确承认现代经济学研究日益实证化的诺贝尔奖。未来这样的诺贝尔奖可能会越来越多。
虽然现代统计学的力量强大，但迪顿仍然强烈主张，它既不是万能药，也不能取代经济理论。
他曾经是一种流行的计量经济实践观点的有力反对者，这种流行观点认为，如果你想知道一件事情行不行得通，只需要对它进行测试就行，再加入一个随机对照实验组就更好了。而迪顿认为，一种特定的政府干预起作用，并不能保证它会再次起作用，也不能保证它能在另一个社会环境里也起作用。这种观点认为，理论要和测量配合起来，只有当内在的经济机制被充分阐明和测试的时候，普适性的观点才会应运而生。
他对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细致分析的方法，已经改变了这个沉闷科学的四大分支：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他使得微观经济学这个过去曾经被理论家们占据的领域，和数据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受到他的部分影响，现代微观经济学家更愿意花时间去研究海量数据，而不是陷于希腊字母书写的抽象理论，因为这些海量的数据里描述了现实世界里数百万人所做的决定。
在迪顿开发的工具的辅助之下，许多实证经济学的革命成为了可能。这些工具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理论的角色，在它们的帮助之下，每年来自全世界数百份家庭调查问卷中不断变化的数据才得以被整理和解释。
对于计量经济学来说，对实证研究的关注是一件好事，因为计量经济学就是用统计方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的科学。迪顿在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就，就是让实证研究者更加关注测量方面的问题。长久以来，计量经济学分析中的数据就好像一直是由一股喜欢统计学家的高等力量简单传递下来的。而现实则更为难堪：数据都是不完美的，问卷也没有代表性，人们上报的信息也不对，而再次接触调查参与者的努力往往会失败。迪顿直面了这些问题，而且他一直在教经济学家们如何从不完美的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意义。
作为一位专注于宏观问题（比如全球贫困）的经济学家，迪顿在这些小细节上依然特别接地气。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所说，迪顿的“工作内容广泛，涵盖了从理论最深处的隐喻到最真实的测量细节等所有内容”。
有一点他比我认识的所有其他经济学家认识得都要深，那就是他明白，要想有一个正确的宏观印象，你必须正确理解全部小细节。
迪顿同时也在研究整体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方面有着重要建树。早一代的宏观经济学家们此前已经专门研究过了总体性度量标准，比如整个经济体的总消费或者总收入水平，而迪顿研究的是单个家庭的行为。之前居于主流的一种假设认为，整体经济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单个典型消费者选择的结果，而以迪顿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反对这一假设。
在针对消费的研究中，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之间的这种差别尤其重要。虽然宏观经济学家们此前一直满意地认为，他们的理论可以解释经济体中总消费水平和总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但迪顿让人们看到，同样的理论在解释单个家庭的行为时却显得十分牵强。
1992 年，迪顿提出，只有“当使用越来越充足的、大信息量的微观经济学数据把宏观经济学问题解决之后”，经济领域疑难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他说的没错，而且新近获得的描述数千乃至数百万个个体存款、支出和投资决策的“大数据”，也正在为当下宏观经济学领域一些最重要的工作的推进提供动力。
但也许迪顿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要归于发展经济学领域，这一领域关注的是贫穷国家的经济。这是一个深深植根于个人信念的研究项目，正如他最近所写的一段话所说：“我们中间有幸生在正确的国家的人，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减少世界上的贫穷和疾病。”
大约三十年前，发展经济学还是一个充斥着“乡村医生”的领域——那些全球巡游的宏观经济学家们愿意登门拜访任何一个愿意给他们出头等舱机票钱的国家，而他们也会为那些国家开出它们所希望的“药方”，要么是更有力的工业政策，要么是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要么是提高国民储蓄，要么是更快地转向市场经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但药方却很少不同。
今天，发展经济学则成为了一个有趣得多、有更大差异化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实践者都把注意力放到了理解穷人的生活上，放到了发现不成熟的经济组织发展受阻的细微原因上。现代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不再是十几个国家，他们更愿意去关注那些可以描述每一个国家里数千个家庭的经济生活的数据。而许多此类数据都来自于迪顿和世界银行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中，而他的工作已经启发了世界银行最近在测量和评估贫穷方面的许多项工作。这些工作的结果，让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全球贫困的影响范围和形成原因。
最近，迪顿的注意力转向了对主观健康（比如幸福感）的量度上。在他 2010 年向美国经济学会所作的主席发言上，迪顿着重强调了在构建全球贫困一致性测量标准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除非考虑上购买力的差异，否则对收入的量度不会提供太多的洞见。但当不同的国家的人面对不同的价格、选择购买不同的商品时，评估谁的购买力强、谁的购买力弱又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个问题，迪顿给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建议经济学家们转而询问人们的幸福状况。
在主观幸福感方面的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要有赖于迪顿（以及心理学家埃德·迪纳[Ed Diener]、亚瑟·斯通[Arthur Stone]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在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担任高级科学家时所发现的新的数据源。（声明一下：我也在那儿担任高级科学家。）
对迪顿的嘉奖同时也继续说明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优秀，出自该校的其他诺奖得主包括博弈论理论家约翰·纳什（John Nash）和卡内曼、经济学理论家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贸易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及宏观经济学家克里斯·西姆斯（Chris Sims）。克鲁格曼后来去了纽约城市大学，而马斯金则回到了哈佛大学。尽管有这些人的离去，但普林斯顿还是几乎能和芝加哥大学打个平手——芝大教员中依然有 5 位诺奖得主。它俩打平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迪顿的好几位同事都经常被列入诺贝尔奖的候选大名单里。
2012 年，作为访问学者，我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年快乐的时光，我敢保证，没人能比迪顿更加受人尊敬。他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存在、一个极具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的人，而且他会拿对所有经济学家的严格而实在的甚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除此之外，那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也是鞭策他前进的动力，他治学非常严苛，而且为人非常正直，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理解和改善贫困者的生活这件事。他是所有年轻经济学家的完美榜样。
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是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题图来自 qz.com
翻译 is译社 刘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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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最核心的贡献就在于他跳出了其它经济学家们专注于收入的研究，转而将注意力投向了更为广泛的幸福感的测量。
他的很多研究都与消费有关——比如衡量人们吃的食物、住房条件以及消费的服务。他是一个开拓型的先驱，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分析国内生产总值等整体经济总量的行为转向了对单个家庭行为的分析。
这也是第一个明确承认现代经济学研究日益实证化的诺贝尔奖。未来这样的诺贝尔奖可能会越来越多。
虽然现代统计学的力量强大，但迪顿仍然强烈主张，它既不是万能药，也不能取代经济理论。
他曾经是一种流行的计量经济实践观点的有力反对者，这种流行观点认为，如果你想知道一件事情行不行得通，只需要对它进行测试就行，再加入一个随机对照实验组就更好了。而迪顿认为，一种特定的政府干预起作用，并不能保证它会再次起作用，也不能保证它能在另一个社会环境里也起作用。这种观点认为，理论要和测量配合起来，只有当内在的经济机制被充分阐明和测试的时候，普适性的观点才会应运而生。
他对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细致分析的方法，已经改变了这个沉闷科学的四大分支：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他使得微观经济学这个过去曾经被理论家们占据的领域，和数据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受到他的部分影响，现代微观经济学家更愿意花时间去研究海量数据，而不是陷于希腊字母书写的抽象理论，因为这些海量的数据里描述了现实世界里数百万人所做的决定。
在迪顿开发的工具的辅助之下，许多实证经济学的革命成为了可能。这些工具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理论的角色，在它们的帮助之下，每年来自全世界数百份家庭调查问卷中不断变化的数据才得以被整理和解释。
对于计量经济学来说，对实证研究的关注是一件好事，因为计量经济学就是用统计方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的科学。迪顿在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就，就是让实证研究者更加关注测量方面的问题。长久以来，计量经济学分析中的数据就好像一直是由一股喜欢统计学家的高等力量简单传递下来的。而现实则更为难堪：数据都是不完美的，问卷也没有代表性，人们上报的信息也不对，而再次接触调查参与者的努力往往会失败。迪顿直面了这些问题，而且他一直在教经济学家们如何从不完美的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意义。
作为一位专注于宏观问题（比如全球贫困）的经济学家，迪顿在这些小细节上依然特别接地气。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所说，迪顿的“工作内容广泛，涵盖了从理论最深处的隐喻到最真实的测量细节等所有内容”。
有一点他比我认识的所有其他经济学家认识得都要深，那就是他明白，要想有一个正确的宏观印象，你必须正确理解全部小细节。
迪顿同时也在研究整体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方面有着重要建树。早一代的宏观经济学家们此前已经专门研究过了总体性度量标准，比如整个经济体的总消费或者总收入水平，而迪顿研究的是单个家庭的行为。之前居于主流的一种假设认为，整体经济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单个典型消费者选择的结果，而以迪顿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反对这一假设。
在针对消费的研究中，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之间的这种差别尤其重要。虽然宏观经济学家们此前一直满意地认为，他们的理论可以解释经济体中总消费水平和总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但迪顿让人们看到，同样的理论在解释单个家庭的行为时却显得十分牵强。
1992 年，迪顿提出，只有“当使用越来越充足的、大信息量的微观经济学数据把宏观经济学问题解决之后”，经济领域疑难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他说的没错，而且新近获得的描述数千乃至数百万个个体存款、支出和投资决策的“大数据”，也正在为当下宏观经济学领域一些最重要的工作的推进提供动力。
但也许迪顿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要归于发展经济学领域，这一领域关注的是贫穷国家的经济。这是一个深深植根于个人信念的研究项目，正如他最近所写的一段话所说：“我们中间有幸生在正确的国家的人，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减少世界上的贫穷和疾病。”
大约三十年前，发展经济学还是一个充斥着“乡村医生”的领域——那些全球巡游的宏观经济学家们愿意登门拜访任何一个愿意给他们出头等舱机票钱的国家，而他们也会为那些国家开出它们所希望的“药方”，要么是更有力的工业政策，要么是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要么是提高国民储蓄，要么是更快地转向市场经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但药方却很少不同。
今天，发展经济学则成为了一个有趣得多、有更大差异化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实践者都把注意力放到了理解穷人的生活上，放到了发现不成熟的经济组织发展受阻的细微原因上。现代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不再是十几个国家，他们更愿意去关注那些可以描述每一个国家里数千个家庭的经济生活的数据。而许多此类数据都来自于迪顿和世界银行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中，而他的工作已经启发了世界银行最近在测量和评估贫穷方面的许多项工作。这些工作的结果，让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全球贫困的影响范围和形成原因。
最近，迪顿的注意力转向了对主观健康（比如幸福感）的量度上。在他 2010 年向美国经济学会所作的主席发言上，迪顿着重强调了在构建全球贫困一致性测量标准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除非考虑上购买力的差异，否则对收入的量度不会提供太多的洞见。但当不同的国家的人面对不同的价格、选择购买不同的商品时，评估谁的购买力强、谁的购买力弱又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个问题，迪顿给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建议经济学家们转而询问人们的幸福状况。
在主观幸福感方面的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要有赖于迪顿（以及心理学家埃德·迪纳[Ed Diener]、亚瑟·斯通[Arthur Stone]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在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担任高级科学家时所发现的新的数据源。（声明一下：我也在那儿担任高级科学家。）
对迪顿的嘉奖同时也继续说明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优秀，出自该校的其他诺奖得主包括博弈论理论家约翰·纳什（John Nash）和卡内曼、经济学理论家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贸易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及宏观经济学家克里斯·西姆斯（Chris Sims）。克鲁格曼后来去了纽约城市大学，而马斯金则回到了哈佛大学。尽管有这些人的离去，但普林斯顿还是几乎能和芝加哥大学打个平手——芝大教员中依然有 5 位诺奖得主。它俩打平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迪顿的好几位同事都经常被列入诺贝尔奖的候选大名单里。
2012 年，作为访问学者，我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年快乐的时光，我敢保证，没人能比迪顿更加受人尊敬。他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存在、一个极具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的人，而且他会拿对所有经济学家的严格而实在的甚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除此之外，那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也是鞭策他前进的动力，他治学非常严苛，而且为人非常正直，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理解和改善贫困者的生活这件事。他是所有年轻经济学家的完美榜样。
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是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题图来自 qz.com
翻译 is译社 刘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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