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从低迷走向复苏，各国也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不甘拱手让渡权力，对变革态度趋于暧昧，导致G20这一平台有时会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尴尬境地。
在当前背景下，如果G20想进一步保持自己作为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就需要精确找到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之道，更好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5年时间里，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然而，相较危机初期以二十国(G20)为代表的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当前主要经济体却因复苏程度参差不齐，经贸、财政、金融等政策取向走向分化，全球宏观经济协调与合作的难度不断加大，这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经济前景的未知与变数。
在刚结束的国际金融论坛（IFF）2013十周年年会“世界经济和金融的未来”分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未来道路在哪里，如何重建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创建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框架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治理的诸多弊端。尽管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出现大崩溃的概率较小，但世界经济格局已出现了新变化。发达经济体依旧面临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政策空间缩小等困扰，新兴经济体也遭遇增长持续放缓的难题。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下行风险，如何在国际层面创建起更加良性的沟通与合作机制，是各国政府亟须重视的问题。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无序性、过度创新以及金融监管失效与滞后等深刻弊端，证明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预防与调节能力的缺失和不足。为了共克时艰，在2009年的G20匹兹堡峰会上，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到制定国际经济金融新规则的历史变革进程之中，代表更广大国家利益的G20取代了以西方主导的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从低迷走向复苏，各国也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不甘拱手让渡权力，对变革态度趋于暧昧，导致G20这一平台有时会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尴尬境地。
对于这种处境，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发展中心主任尼古拉斯・霍普先生非常担忧。他认为，如果不在现有机制上作出调整，G20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空谈。北京师范大学贺力平（微博）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事实上，G20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早两三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平台和机制，但是近几年其作用似乎淡化了。他认为，既然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G20机制，就应该在政策上加以利用，这也是未来国际社会应积极考虑的事。
在谈到如何调整时，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马克・让认为，毫无疑问G20需要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市场自由化和其他政策层面，且还需要进一步提供公共货物。这意味着，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他进一步指出，“在当前背景下，如果G20想进一步保持自己作为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就需要精确找到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之道，更好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比如全球货币政策协调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这一说法得到了在场嘉宾的回应。贺力平认为，现在美欧日央行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货币政策事务上沟通不足，这说明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沟通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在这个点上做出很好的突破，尤其是当前QE退出政策不做出突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协调关系就会受到不利影响，也会使得各国经济政策不一致的倾向性加大。很明显，这是不利于增加各国经济在未来同步发展、缩小经济周期差别的。因此，贺力平呼吁，各国应加强在货币政策上的国际协调，尤其是在一些重要问题如利率、汇率政策等与国民经济攸关的国际合作上的沟通协调。
除了货币政策联动外，也有专家对货币政策目标提出了看法。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立群表示，现在各国货币政策均在为现政府服务，即刺激经济、创造就业。但事实上货币政策应当是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这与创造就业、增长经济两个目标是相抵触的，尤其是对于发达国家。“虽然增加流动性可能是创造就业必要条件，但绝对不是充分条件。如果现在不具备恢复经济的各方面条件，只是央行一味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世界迟早将再次遭受一轮严重的通胀。因此，如果央行的政策目标是满足现政府的需要，一定会不断发生问题。但这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会给央行施加压力。”
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对此表示部分赞同。在他看来，货币政策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从长远看，通胀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目标，但是面对经济金融危机时，政策目标也应随即作出调整。他分析称，“目前，各国还没有在货币政策的协调和国内货币政策的目标上达到一致，主要是由于理念上的差异，各国对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理解不统一。比如说美国做货币政策决策时从来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基本上只是考虑美国本土经济，特别是通胀的问题。美国从理念上没想过美元的政策会影响到他国，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利率政策、货币政策在理念上没有突破的表现。”尼古拉斯・霍普对宋敏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建议美联储在决策时应更多考虑其外溢效应。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考虑这个问题的任何迹象。
随着世界经济从低迷走向复苏，各国也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不甘拱手让渡权力，对变革态度趋于暧昧，导致G20这一平台有时会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尴尬境地。
在当前背景下，如果G20想进一步保持自己作为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就需要精确找到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之道，更好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5年时间里，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然而，相较危机初期以二十国(G20)为代表的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当前主要经济体却因复苏程度参差不齐，经贸、财政、金融等政策取向走向分化，全球宏观经济协调与合作的难度不断加大，这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经济前景的未知与变数。
在刚结束的国际金融论坛（IFF）2013十周年年会“世界经济和金融的未来”分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未来道路在哪里，如何重建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创建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框架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治理的诸多弊端。尽管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出现大崩溃的概率较小，但世界经济格局已出现了新变化。发达经济体依旧面临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政策空间缩小等困扰，新兴经济体也遭遇增长持续放缓的难题。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下行风险，如何在国际层面创建起更加良性的沟通与合作机制，是各国政府亟须重视的问题。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无序性、过度创新以及金融监管失效与滞后等深刻弊端，证明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预防与调节能力的缺失和不足。为了共克时艰，在2009年的G20匹兹堡峰会上，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到制定国际经济金融新规则的历史变革进程之中，代表更广大国家利益的G20取代了以西方主导的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从低迷走向复苏，各国也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不甘拱手让渡权力，对变革态度趋于暧昧，导致G20这一平台有时会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尴尬境地。
对于这种处境，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发展中心主任尼古拉斯・霍普先生非常担忧。他认为，如果不在现有机制上作出调整，G20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空谈。北京师范大学贺力平（微博）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事实上，G20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早两三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平台和机制，但是近几年其作用似乎淡化了。他认为，既然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G20机制，就应该在政策上加以利用，这也是未来国际社会应积极考虑的事。
在谈到如何调整时，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马克・让认为，毫无疑问G20需要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市场自由化和其他政策层面，且还需要进一步提供公共货物。这意味着，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他进一步指出，“在当前背景下，如果G20想进一步保持自己作为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就需要精确找到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之道，更好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比如全球货币政策协调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这一说法得到了在场嘉宾的回应。贺力平认为，现在美欧日央行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货币政策事务上沟通不足，这说明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沟通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在这个点上做出很好的突破，尤其是当前QE退出政策不做出突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协调关系就会受到不利影响，也会使得各国经济政策不一致的倾向性加大。很明显，这是不利于增加各国经济在未来同步发展、缩小经济周期差别的。因此，贺力平呼吁，各国应加强在货币政策上的国际协调，尤其是在一些重要问题如利率、汇率政策等与国民经济攸关的国际合作上的沟通协调。
除了货币政策联动外，也有专家对货币政策目标提出了看法。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立群表示，现在各国货币政策均在为现政府服务，即刺激经济、创造就业。但事实上货币政策应当是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这与创造就业、增长经济两个目标是相抵触的，尤其是对于发达国家。“虽然增加流动性可能是创造就业必要条件，但绝对不是充分条件。如果现在不具备恢复经济的各方面条件，只是央行一味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世界迟早将再次遭受一轮严重的通胀。因此，如果央行的政策目标是满足现政府的需要，一定会不断发生问题。但这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会给央行施加压力。”
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对此表示部分赞同。在他看来，货币政策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从长远看，通胀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目标，但是面对经济金融危机时，政策目标也应随即作出调整。他分析称，“目前，各国还没有在货币政策的协调和国内货币政策的目标上达到一致，主要是由于理念上的差异，各国对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理解不统一。比如说美国做货币政策决策时从来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基本上只是考虑美国本土经济，特别是通胀的问题。美国从理念上没想过美元的政策会影响到他国，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利率政策、货币政策在理念上没有突破的表现。”尼古拉斯・霍普对宋敏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建议美联储在决策时应更多考虑其外溢效应。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考虑这个问题的任何迹象。
